现实却跟这个文学智商很高、政治智商并不高的人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文场上让他极其成功，官场上让他绝对碰壁。他的科举应试，如探囊取物，求则必得。1610年（万历三十八年）钱谦益中进士，殿试一甲三名，即探花，授翰林院编修。他的仕途功名，则重重设障，寸步难行。先是父丧守制三年，除服后，赋闲将近十年。直到天启年间典试浙江，放了一任学差，其间还牵涉到科场舞弊案，差点要命，幸好查清与他无碍。遂转右春坊中允，为东宫属官，以少詹事官衔编纂《实录》。
在封建社会中，能得到一份史官的差使，也就是很不错的饭碗了，但钱谦益却认为这是个坐冷板凳的闲职，很不开心。
出名快，成名早，成了他自负、自大、自恋、自矜的包袱；下笔千言、倚马可待、学问文章、扛鼎文坛，是他不甘寂寞，一再折腾的本钱。天启年间的钱谦益，可想而知，既无奈郁闷又心急如焚。其实，做一个单纯的文人，最快活自在了。如果有情趣，画两笔山水，练一手书法，那是多么风雅的行为啊！如果有力气，唱两口二黄，打四圈麻将，也是蛮潇洒的勾当嘛！为官和作文，是两条轨道上的火车，各走各的，万不可脚踩两条船。当代文坛上，我的那些本来还算出色的同行，自从走上领导岗位，说来也怪，马上进入文学更年期。灵感退化，思路迟钝，文字别扭，语言无味。别看他挺大师、挺肥头大耳、挺底气十足，但安全可以断言，他们基本上不可救药，再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。尽管自我感觉特棒，不过是让人看笑话，等着他到点下台的牌位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