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巴尔不是这样，当然一开始还是有些应接不暇，有些慌乱，但后来就见怪不怪了，就应付自如了，就觉得好玩儿和开心了。渐渐又发展出一套理论，每三天认一个孩子，哪里认得过来?历史上什么人认自己的孩子认不过来?也就是各国的皇上了。虽然现在世界上帝制已经濒临绝种，但在关系方面，我又使它死灰复燃。该踢球就踢球，该认孩子就认孩子，互不影响嘛。你看巴尔多么潇洒。相比之下，俺姥爷倒显得有些猥琐了。当了一个欧洲教授，就成了历史的负担，到故乡来开会，三过家门，也不敢进去认俺姥娘一下，生怕俺跟他狗打连连，一嘟噜一嘟噜地让他办出国手续。他哪里如巴尔半分呢?巴尔的孩子可以认爹，我们这些孩子却不能认姥爷。
我们不是比巴尔的孩子，还更加流浪世界吗?我们是站在巴尔的一边呢，还是站在刘全玉一边呢?当然，巴尔也有缺点，巴尔爱吸毒，巴尔爱对围着他宿舍的记者开枪。我们看他在绿茵场上，在隆隆的战鼓声中，他率着他的军团在前进。他左盘右带，他指东打西。他扬起一只手臂，就可以掀翻一个世界；他的任意球和角球踢得直让对方人仰马翻。但他最后的归宿，却成了同性关系者。这是偶然的吗?这是盲目的吗?也像黑歌星呵丝一样，是异性关系搞腻了，想大隐隐于市，现在要搞同性关系了吗?为什么我们的故乡，对他也有吸引力呢?是像俺姥爷一样，他的祖先也和这块土地有什么联系吗?这是记者将话筒伸到巴尔面前，向他提出的问题。同时他们又担心他向他们开枪，只把手伸过来，将身子撤得远远的，准备巴尔拔出猎枪时，他们好一哄而散。但这次不是在欧洲，这次是在我们的故乡，巴尔，我的好朋友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没有拔枪，而是显得从容镇定，不急不躁。他抿着嘴唇俏皮地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我把搞同性关系，又当成了人生另一个绿茵场；我什么都不考虑，我只考虑我自己；我什么都不管，我只管把我的球踢到门里。众记者见他说得俏皮和有理，都频频点头，不再难为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