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既避免这个错误、又保留作为近似定义的工作模型是可能的。初看起来，道德争执的全部性质及其组成要素的相对重要意义，似乎都应该仅从道德术语的定义中得到清楚说明，但这种要求并不一定非要满足不可。只要能够在别的地方适当地确立起研究重点，就不必死守这种要求。而且，对一个定义的中心要求，就是要求它为全面解释问题提供妥善的办法。如果工作模型突出了信念而忽视了态度，那么要通过补充的说明来纠正这种强调的重点是很难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必须抛弃传统型定义。相反，如果在工作模型中突出了态度而忽视了信念，那么重新确立正确的研究重点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。在后面的讨论中，我们还将转向方法论研究，那时伦理学的认识内容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。在这一点上，如果仔细恢复信念问题在伦理学中的适当地位，承认它们是极其复杂和多样的，我们就能对研究所涉及要素的各自地位作出恰当的权衡。
因此，在本章和随后几章中，对意义的分析将强调态度的一致与分歧，而对方法的分析将强调信念的一致和分歧。这样做不仅不会掩盖两种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，相反，我们将看到，它使这种联系更加明确。然而，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做法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任意性。为了使我们的分析完全彻底，还需要采取另一种做法。与此同时，必须十二分小心地注意，每当关于意义的讨论暂时与其他分析相脱离，不再向人们提示信念在道德问题中只有次要的地位时，就必须阻止这种讨论，因为这样的观点不仅与我们分析的性质相矛盾，而且也与日常生活经验中最明显的事实不相容。